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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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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關系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啟示

  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并非易事,我們通過與專家、實踐者一起探討,幫助大家了解政商關系流變、認清畸變關系危害,采取務實措施積極推動。

  溯源

封建傳統政商文化思想怎么形成的?

闞秀玲 (黑龍江省社會主義學院教授)

  自從有了商人和商業的出現就有了政商關系。秦朝統一中國之前,尤其在春秋時期,政商關系相對比較和諧。當時諸侯林立, 多元的政治格局迫使東周王室和各諸侯國的統治者為了發展國力,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紛紛實行重商政策,像鄭國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貢、中國古代商人鼻祖范蠡, 以及后來成為秦相的呂不韋等,都是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重農抑商”主張由商鞅變法正式確立。秦始皇統一中國后, 把重農抑商作為基本國策, 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勤勞本事, 上農除末”政策, 漢高祖劉邦下令不允許商人穿絲綢、坐車,并對其收取重稅,極盡壓制。從秦漢一直到封建社會末期抑商政策雖然各朝各代有反復, 但總體上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

  古代社會,政府掌握著絕對的權力和大量資源, 位于“士農工商”之末社會底層的商人群體, 常常缺乏安全感, 往往通過尋求政治權力的庇護以維持生存和發展。商人們要想獲得成功, 必須通過各種辦法求助政府權力, 依附官員,官商結合, 逐漸形成了“以權逐利”“以利逐權”的政商關系。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政商代表人物胡雪巖,他先借助王有齡開錢莊, 又以左宗棠為靠山創辦胡慶余堂, 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成為政府糧餉、軍火的供應商獲取暴利, 是當時的“中國首富”。后又獲得慈禧太后親授的紅頂戴和黃馬褂, 官居二品, 被人們稱為“紅頂商人”。這種政商模式, 極大地推動了政商一體化, 促進了官商勾結。

  由此可見,封建社會所形成傳統政商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政商之間沒有各守原則、同向而行。一方面,權力至上觀念在政商交往中一直根深蒂固。時至今日,個別政府部門和領導干部仍習慣于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企業,有的領導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大搞權錢交易,極大地影響了公職人員和企業家健康政商關系理念的樹立。另一方面,歷史上長期形成的“紅頂商人”營商文化、官商情結等觀念至今流傳,乃至于很多人還是念念不忘“經商要學胡雪巖”,一些企業家習慣于投靠權力獲得發展的機會,拉攏腐蝕黨政官員,等等。因此,規范政商交往行為,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迫切而又任重道遠。

  警示

政商關系不清誰后悔?

本刊記者   滕抒

  時至今日,“商無官不安,官無商不富”的封建思想糟粕仍然畸變著政商關系。從大量被查處的腐敗案例中,我們不難看到這樣一個規律:腐敗官員的背后多有不法商人,不法商人的“上面”多有腐敗官員。官商勾肩搭背,起初總能分享利益的甘甜,可到了最后,吞下的卻都是一顆苦果。

  官商“親”而不清,皆因權力觀錯位惹的禍。吉林省原副省長谷春立是一些企業家們酒局上的座上賓,被人一敬酒就忘乎所以,吃吃喝喝間把公權力當作個人搞特殊、行方便的籌碼交易。通過向有關人員打招呼等方式,谷春立在企業經營、土地出讓、房屋拆遷等方面為企業牟取利益,收受財物達數千萬元。事發后他自嘆:我這個失敗的人生最大的問題就是跟一些企業家之間沒有做到這個“清”字。

  十八大后首個被調查的在任省委書記周本順,喜歡結交私企老板“朋友”,而交友的目的在于打通官商兩道的權錢交易暗渠,變現權力。他暗地支持、慫恿兒子與老板進行所謂的合作、投資,搞房地產開發。周本順不僅多次為老板們在土地規劃、審批等方面牽線搭橋、提供幫助,還直接以“借錢”的名義向一些老板索要巨額資金,給兒子投到生意上。被查處后,周本順后悔地說:“錯不在官場,錯不在商場,錯在自己。”

  高官總是與大款聯姻,而一些基層干部則專傍小老板。2014年,一本德州商人“行賄日記”在網絡掀起一波大浪。德州市紀委立即成立調查組,對舉報網文中涉及的時任平原縣財政局局長宋振興等人的問題逐一調查,最終查實有29名黨員干部被舉報問題屬實或部分屬實。其中,11名違紀人員受到黨紀政紀處理;17名違紀情節輕微、收受禮品折合金額較小的黨員干部被誡勉談話、批評教育。宋振興則因貪污受賄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

  官商捆綁,好比一根藤上的兩個瓜,一個結出苦果,另一個必定同命相連。2018年3月,時任湖北省隨州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詹升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該市監委在對詹升宇訊問中,獲取了美雅市容美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孔某涉嫌行賄犯罪的問題線索。重慶某咖啡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馮某,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兩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財物共計數百萬元,造成國家經濟損失數千萬元。2018年3月,馮某因涉嫌行賄犯罪被重慶市九龍坡區監委立案調查并采取留置措施,案件中另外兩名公職人員違紀違法問題也被查實。走到這一步,馮某泣不成聲:“太后悔了!如果重來一次,我肯定不會去送錢,現在把自己都送進來了,再后悔都晚了!”

  實戰

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紀委監委有何作為?

來利明(杭州市紀委監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

  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營商環境,紀委監委應發揮怎樣的作用?這是杭州市紀委監委一直思考的問題。

  2018年8月,浙江某建設公司實際控制人馬某因涉嫌賄賂犯罪,被杭州市余杭區紀委監委立案調查,并采取留置措施。該公司注冊資本上億元,是具有二級資質的建筑公司,在浙江省建筑行業頗有名氣。案發期間,公司在全省不少地區還有多個在建工程,不但涉及資金量巨大,而且民工人數眾多。

  “我在銀行的貸款馬上要到期了,你們能不能幫幫忙,讓我的公司能夠正常運轉?畢竟,這個公司凝聚著我多年的心血。拜托你們!”馬某向余杭區紀委監委辦案人員誠懇地請求。

  像馬某這樣的本土民營企業,做到今天的規模確實不容易。但是,根據銀行的相關規定,公司轉貸業務必須要本人到銀行柜面進行辦理。馬某的這個請求使辦案人員犯了難。“如果案子辦成了,企業倒閉了,這還算是一個成功的案件嗎?”余杭區紀委監委主辦該案的人員多次這樣反問自己。他們立即向領導請示,并向杭州市紀委監委匯報。

  通過綜合分析研判后,我們認為,在懲治犯罪的同時,要堅決避免因查辦腐敗案件而影響企業發展的事情發生。要把懲處個人犯罪和保護企業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在法律政策允許范圍內,最大限度保護民營經濟,盡可能降低個人犯罪對企業發展的不利影響,尤其是對于用工人數眾多的企業,必須審慎考慮查辦案件的政治效果、法紀效果和社會效果。

  杭州市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也明確態度:“要保護民營經濟,更要牢牢守住黨紀國法這條底線,必須確保辦案安全,留置期間,銀行工作人員不能與留置對象見面。”

  那難題究竟怎么解呢?特殊事情特殊對待。在市紀委監委的指導下,余杭區紀委監委與貸款雙方多次溝通協調,最終,馬某在留置場所的視頻監控之下,簽下了辦案人員轉遞的貸款合同。

  5000萬的貸款批了!企業活了!“感謝紀委,沒有你們的努力,我這么多年的付出可能就毀于一旦了。我一定好好配合!”馬某聽到辦案人員轉告的貸款已到位的消息后熱淚盈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一次務實的行動勝過千百句口號。近年來,杭州市紀委監委出臺了《關于加強非公有制企業清廉建設的意見》,探索政商交往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構建政商溝通交流平臺新模式,既避免“勾肩搭背”的親而不清,又避免“談商色變”的清而不親,持續護航民營企業健康發展。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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